1942年的那场“河南大饥荒”，是在大旱、飞蝗、决堤、官吏腐败等四重因素下发生的，那场饥荒共造成3000万人受灾，逾300万饥民被饿死，事件造成巨大的影响，就连国际社会都对这场灾难感到震惊。
在1942年那场饥荒之外，其实在民国时代，还有一场饥荒同样造成了广泛的灾难，这就是1936年发生的川甘大饥荒，导致3700多万人受灾，许多人被饿死。
1936年，已经持续数年的四川旱灾，达到高峰，自进入春天以后，除成都平原附近少量雨水之外，其他地区一滴雨未下，临近的甘南、陇南地区也出现这种现象。
“大地裂，沟渠干”，六月份之后，天气越来越炎热，人们翘首以盼的雨水还是不见踪影，烈日炙烤之下，别说是寻常的粮食作物，就连特别耐旱的玉米、红薯之类的作物，也被烤得蔫叶烧根，甚至有些地方的玉米地发生自燃现象。
川甘许多地方的庄稼收成不及四成，有的重灾区甚至颗粒无收，一场大灾难正悄然而来。
当季的粮食早就被吃得一干二净，陈粮也被消灭殆尽，没粮食吃怎么办？人们就吃谷壳、麸糠，这些东西也没有支撑多久，人们就刮树皮充饥，至于野菜、野果，甚至野草都成为人们争抢的目标，凡是能吃的，都被弄来充饥，田埂上、山坡上、林地里，到处都被挖得坑坑洼洼，到处都是被扒了皮的死树。
有的灾民食用了毒野草、毒野菜，腹泻肠断、口喷黑血而亡。可是前面的人倒下了，后来的人明明知道这种野菜有毒，仍然义无反顾地抓起来就往嘴里送，放嘴里嚼，真是应了那句话“饥不择食”。
即使是毒野草、毒野菜也被吃光扒尽，怎么办？肚皮还是饿得前心贴后背，人们便开始把目光转向一种名叫“白善泥”的东西，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观音土”。
对今天的人来说，“吃土”？简直就是不可思议的事儿，可是对于那个大饥荒年代的人们来说，还有别的选择吗？没有，他们是别无选择的。
为了更利于下咽，人们把这种泥进一步磨成粉，放在锅里翻炒一番，就如同吃炒面一般，往嘴里送。两三把泥土吞下去，肚子就感觉饱了，可是观音土吃下去之后，却无法排泄，结果大批的人活活腹胀而死。
“吃了观音土，最多活十天，不吃观音土，今天就得死”，尽管大家都知道吃观音土的最终结局，可是他们没有别的办法，只能活一天算一天。
别看吃下观音土最后还得死，当时的人们竟为了抢观音土曾发生械斗，弄出过人命。
涪陵县第三区的百姓，为了挖观音土，将山脚掏空，致使山石崩塌，50多名村民被砸死，未死者，以及后来者对地上血肉模糊的死人熟视无睹，继续在他们身边挖土。
此时的人们，已经顾不上什么炒制，而是直接把土吃下去。更有甚者，某人运回两大缸烧酒，走到半道上缸烂酒洒满地，王家锅厂的饥民竟蜂拥而至，疯狂地刨取地上的湿泥往嘴里填塞，人员倒了一片。
“骨瘦如柴，两眼深凹，两颊皮肉下陷”，这是当时饥民的真实形象，他们常常有如鬼魅，晃晃悠悠地，走着走着，就一头栽倒在地上，双眼圆睁而死。
饥荒还在继续，更为惨烈的一幕开始出现，那就是史书上常说的“人相食”现象。饥饿把人变成了野兽，当一切可以吃的、不能吃的都被吃光吞尽之时，人们为了活下去，就把目光盯向了同类，“烹死尸”、“食人臂”这样的记录开始出现在“天府之国”的县志里。
开始还只是“吃死人”，有的人刚刚咽气，就有人拿刀割肉而食。后来事情发展到更加恐怖的程度，贯穿在二十四史中的“人相食”现象，再也不是什么传说中的历史故事，而是真切发生的事情。
靖化县县长于竹君亲眼目睹了那些令他惊恐万状的事件后，他发现眼前的一切，使得“仁义”、“人伦”这些被诗书所提倡的东西，统统都不存在了。这位县长再也无法面对这种残酷的现状，某天夜里，月黑风高，他精神失常了，不停地念叨着一句话：
食人者不食人，则时刻有被人食之危险。
当千万级的老百姓沦为灾民时，当“人相食”的惨剧发生后，省政府再也不能袖手旁观了，为了赈灾，省府将费尽功夫筹措而来的141万赈灾款分派至120个受灾县，平均每个县只能分到1万余元左右。
在赈灾人员带着救灾款子出发前，省赈会的主席尹仲老流着眼泪，并跪下痛哭失声，他央求这些赈灾的人员，务必要将赈灾款子用在灾民身上，救救父老乡亲。
然而，像他这样有良心的官吏太少了，那个时代的官吏，大多像乌鸦一样黑，中饱私囊、假公济私、贪污强占的现象，比比皆是。
正像尹仲老所担心的那样，这笔本来就少得可怜的赈灾款子，到底还是没有完全发到灾民手里，一些赈灾人员借机敛财。蓬溪县的一个小公安局长陶子国，就贪占了1万多赈灾款。
这种黑暗腐败的现象，使得一些开明的富商乡绅都不愿意与官府合作，他们宁可自己出资自己赈灾。
时间进入1937年上半年，干旱还没有缓解，赤地千里，上无赈济下无食物，灾民们真的是走投无路了，于是他们只能铤而走险：抢劫。
他们的目标首先是那些地主豪绅，其次是城里的那些米粮店，以及运输物资的船只。城里的粮店被灾民洗劫多遍，吓得老板们只得店铺紧闭，连夜往他处转移粮食。而运输船也根本不敢靠近码头，因为那里时刻都有一大批灾民在等着船靠岸，伺机扑上去抢劫。
曾经有一艘运输萝卜的船徘徊在码头附近不敢靠岸，灾民们见有物资船驶来，不管三七二十一，不顾水深水浅，跳进水里就像运输船扑去，造成大量人员溺死在江里。
城里的粮店抢过之后，城外的运输船不再驶来之后，饥民们就开始抢劫城内的普通居民，警察严厉抓捕，还是屡禁不止，事情发展到最后，饥民们公然抢劫官府的粮仓、军队的军粮。
饥民们冲击县府、砸烂官府，不顾一切地抢粮。而残暴的军阀们比普通官府残忍得多，他们往往会派军队开枪镇压，街头尸横遍地。
1937年七八月份，天空中终于降下久久不见的大雨，大地痛快地饱饮一番，灾情才渐渐好转。
这次大饥荒之所以如此“汹涌澎湃”，是有原因的。四川地区虽然有“天府之国”美誉，实际上只有成都平原附近是连片的良田，川西、川东、川南、川北等广大地区，都穷得很，水旱灾害不断。
此外，与1942年河南大饥荒一样，天灾只是一个因素，“人祸”也是主要原因。四川、甘南地区，军阀常常混战，仅四川一地就有四大军阀：刘湘、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此外还有如“傻儿师长”范绍曾这种小军阀，他们为了争夺地盘，争来斗去，战火不断。他们还强征强抓壮丁去当兵，造成广大农村缺少壮劳力，打粮备荒的能力严重被削弱。
而军阀们养兵用兵，都需要粮食与钱财，这些物资都要从农民身上搜刮，老百姓往往连糊口的粮食都被强征干净，民不聊生，种子粮都不剩一粒，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即使遇到风调雨顺的年景，进行农业生产都困难重重，更何况遇到天灾年头。
这场波及面甚广的川甘大饥荒之后，有人在遂宁公园里立了一块碑：
“民国二十五年，秋收荒欠，入冬复数月无雨，麦浅叶枯，饿死饥民成群，剥树皮，掘草根以食......，特留此碑，以促官吏对为政者之警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