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是CT上斑驳的白色阴影。一个隐藏在患者的眼泪、咆哮、沉默之下，悄无声息。
有人从垂危病友身上看到自己的未来，蜷缩在病床上夜不能寐；有人被噩梦和孤独缠绕，每天以泪洗面；有人失去爱人，不想独活；有人拔下手臂上的针管。
疫情席卷之下，人们承受的除了未知的疾病，还有不可见的心伤。临床治疗之余，医生们尝试抚慰患者的心灵，他们解答、倾听、安慰，抑或张开手臂给予拥抱。
在武汉，300多名心理医生陆续抵达，开展专业的心理干预服务。疫情即将过去，他们仍将留守，为普通人提供心灵支撑。
3月8日，武汉协和医院西院隔离病区，医护人员为患者整理被褥。摄影/新京报记者 陶冉
被拔下的针头
胡翠一度不想活了。
她不停做噩梦，梦见自己站在不同的高处，有时将落未落，有时跌下，摔死。
她转过院、转过病房，病房里最多五六人，最少时只有自己一人。她并非武汉人，不会说本地话，只有小学文化，也不会说普通话，无法和病友交流。她觉得孤单，儿子远在广东，丈夫在另一楼层住院，她不会用微信，只能偶尔和丈夫通个电话；她觉得害怕，住院之后，她才知道自己染上了新冠肺炎，她并不了解这个病，只是不停听闻身边有病友死亡。
她没有别的事情可以做，不睡觉时，她下床在病房里站着，身体发软。她的脑子里塞满了与疾病有关的各种念头，每天以泪洗面。
江道没有表现出歇斯底里，只是拔下了手臂上的针头。
他对治好新冠肺炎不抱任何希望。他拒绝输液，护士上前劝说，他不为所动，有时推托，“等下午吧”，试图用拖延打消护士的念头。
江道今年90岁了，新冠肺炎夺去了众多老人的性命，他不觉得自己是例外。输液、吃药，被他定义为医疗资源的浪费。在床旁的护士看来，这个看似通情达理的老人，已深陷抑郁，需要治疗的不仅仅是身体，还有心灵。
李欣一直是病房中病情最轻的患者。入院时，前期的发烧、喘憋已经好转，无需氧气支持，然而几十天的住院生涯，她始终处于恐惧的折磨之中——没有食欲，必须强迫自己才能吃饭，睡不着觉，常常躲起来偷哭。
病房里任何的风吹草动，对李欣都如同滔天巨浪，病重的病友仿佛是一面面镜子，映出她可能的未来：原来呼吸是如此艰难的一件事，原来看起来好好的也会突然病危，原来真的有人因此而死。
她觉得自己得了抑郁症。
3月8日，武汉协和医院西院，医护人员安慰新冠肺炎患者。摄影/新京报记者 陶冉
“我能扛住吗？”
踏入武汉的隔离病房后，医生们逐渐意识到，敌人有两个。
一个是新冠病毒。他们通过核酸检测结果、CT片上白色的特殊阴影看到它。另一个深埋于人们的内心，看不见形体，也没有医学符号，只在眼泪、咆哮抑或沉默中，偶尔显露踪影。
胡翠与江道所折射的，是一个庞大的群像。
今年2月，北京安定医院心理病房主任西英俊被国家卫健委派往武汉，开展心理危机干预。一个多月的支援中，他看到新冠感染者共性的心理问题。
悲观与绝望最为常见。他曾在洪山方舱医院遇见一位坐在床边沉默不语的老人，在混乱局面下，安静、被动、不求助，往往伴随自伤与自杀的风险，他上前蹲下，对方闪躲目光拒绝对视。谈话终于开启后，老人承认，自己觉得即将死亡，只担心至死都要隔离，无法见亲人最后一面。
一些患者则出现情绪崩溃。北京医疗队进入武汉协和医院西院区展开收治的首日，终于得到医疗救助的患者，在医生面前跪下。一些无法缓解悲伤和恐惧的患者，突然在医生面前号啕大哭；有的跨过理智的界限，显露出暴力倾向，上手撕扯医务人员口罩。
在北京安贞医院医生贾明看来，新冠肺炎患者虽大多可治愈出院，但患者的情绪比ICU中生命垂危者更为脆弱。在武汉支援期间，有患者向他袒露，自己曾因骨病住院，半年才康复，心中从不慌乱，感染新冠后，“死亡”的概念陡然直逼面门，满脑子只想多活几年。
有时，患者的焦虑与疾病的轻重并无直接联系。
一位70多岁的女患者病情严重，徘徊在插管的边缘，治疗后明显好转，可以说话与自主进食，清醒后的第一个问题仍是：我能扛住吗？
一位51岁的患者从方舱转来，身体有轻微发热，觉得自己没治了。她说话底气十足，肢体语言丰富，没有喘气和憋气的迹象，贾明心知她没有大碍，发热，或许只因更年期。
“对陌生疾病的恐慌、对能否得到有效救治的焦虑，加上病情的波动，让患者无法像面对普通疾病那样面对这次疫情。”西英俊说。
3月19日，武汉协和医院西院，一名患者出院后留下了眼泪。摄影/新京报记者 陶冉
回荡的坏消息
贾明曾参加SARS一线救治。在他看来，新冠肺炎患者的心理状态，整体不如17年前的SARS患者们。“原因很复杂。我觉得一方面是信息传输太发达了，二是跟住院环境有关。”
贾明说，17年前，智能手机不是生活标配，患者住院期间无法获知大量的疾病信息，反而情绪稳定。如今，大量新冠患者躺在病床上不停浏览网络信息，危重症与死亡病例、对疾病与疫情的悲观论点、对医学知识的不专业解读乃至不断更新的诊疗方案，都增加患者的担忧，有时演变为对医生治疗方案的质疑。
他遇到过情绪激动的患者，有人在网上自行搜索后，指责医生激素没给够，有人认为医生药给少了导致自己肺纤维化，让他哭笑不得。他向两人分别解释，甚至给后者找来CT资料、科普了肺部结构、保证不存在肺纤维化，才将患者情绪安抚下来。
“我们现在发现，往往是不太上网的患者情绪更稳定，配合度更高，恢复更好。”北京世纪坛医院医生丁新民说。另一方面，相比SARS期间的单人病房，多名新冠肺炎患者共享一间病房，也让坏消息带来的负面情绪扩散、放大、回荡。
李欣曾在某天深夜，听到一墙之隔传来撕心裂肺的哭泣——一位女病友的爱人去世了，就住在李欣的对床。他看起来没有多大问题，前一天，他还自己去卫生间洗澡，穿着背心站在窗口透气。病友们分析，他是被自己“吓死”的，他一直焦虑害怕，睡不着觉，每天晚上都要呼唤护士。
这个结论让李欣更为恐惧，她与对床病友一样，永远在担忧自己的病情，会不会某一天，也会“被自己的念头击败”？
每当新冠疫情出现新的“热词”，病房里就要掀起一轮骚动。3月中旬，丁新民听到无数个对抗体检测的焦急追问：已隔离两周还要检测抗体吗？复阳患者体内有抗体还有传染性吗？我们要不要做抗体检测？我有没有抗体？他在病房和微信群中反复回答，问题仍未停止。他无奈至极，发出一个掩面泪流的表情。
支援武汉的
北京中医医院护士
蔡卫敏，和患者在一起。受访者供图
信使、春天与一个拥抱
北京世纪坛医院医生张捷曾试图寻找患者程晓的丈夫。这是一对再婚夫妻，感情深厚，男方先感染新冠，女方在陪同丈夫求医的过程中也被感染，入院后，两人很快失去联系。离开病房，张捷向本地的护士打听情况，了解到男方的死讯，如鲠在喉。张捷第二次值班时，程晓已经得知噩耗，整个人郁郁寡欢。
他担心程晓精神不振、病情恶化，便陪着程晓说话。穿着厚重的猴服，呼吸和交谈都不太轻松，旁边的患者看不下去，让程晓放张捷走，张捷摇头说没关系。那天晚上，张捷在病床旁站了半个多小时，听程晓将心中的苦闷一点点倾诉出来。
为了安抚病人们的心理创伤，医护们用尽了浑身解数。
北京清华长庚医院护士孙姝妍看到江道，就像看到了自己的爷爷。都是清瘦身材，勤俭，穿着旧旧的衬衫加马甲，戴一顶帽子，一副老派绅士的打扮。当江道显露出不配合时，孙姝妍和同事们驳回了江道的观点——谁说老人就会败给新冠？更高龄的患者已有很多痊愈。
江道心善，平时从不麻烦护士，拄着拐杖也要自己洗衣服，不接受治疗的另一个理由，是节约医疗资源给年轻人。医护们顺势“教育”他，他有榜样的力量，如果他好了，能给更多患者信心。一段时期，北京医疗队的护士主要负责插管病人，但只要有时间，护士们就会去江道房中看看，叮嘱他注意休息、按时吃药。
胡翠一直很沉默，却愿意跟北京朝阳医院护士刘小娟多说几句话。
感染新冠前，胡翠刚查出乳腺癌，体内植入了47厘米长的PICC导管，用来注入化疗药物。PICC导管需要定期维护，只有专业护士会操作，这加剧了胡翠的担忧。刘小娟正巧有十多年肿瘤病人护理经验，发现这一情况，就定期帮助刘小娟进行维护。一来二去，胡翠向刘小娟敞开心扉。得知胡翠的丈夫也在同一所医院住院，刘小娟会帮着探望一二，给两人传个话，让胡翠宽心。
北京中医医院护士蔡卫敏给病人们带了花。
在驻地旁的校园遛弯时，她闻见玉兰花的香味。第二天上班，她带了6朵，送给大病房内的患者。这些患者病情较重，心情低落，蔡卫敏想告诉他们，春天来了，疫情很快就会过去。一位女患者始终不开心，她的丈夫也感染了新冠，一直杳无音讯，蔡卫敏安慰她，没有消息就是最好的消息，然后轻轻抱住她。
白衣的隐痛
进入王民的病房前，北京宣武医院医生李艳做足了预案。
要三个人一起进：李艳站在病床边，观察老人的情绪和身体情况，与老人对话；护士走到床边桌，把坚硬、有尖锐边角的物品全部收走；男医生堵住窗边，以防老人跳窗自杀。
敲门前，抢救车被三人悄悄推到门外，一旦老人的生命体征不稳定，他们马上开展抢救。
做完这一切，李艳深吸一口气，向王民吐出坏消息：林梅去世了。
林梅是王民的爱人。两人都是北京医疗队8楼病区收治的最早一批患者。林梅的病情更严重，王民提出和老伴同住一间，方便照顾她，但两人均是疑似病例，为了防止交叉感染，必须分开隔离。王民说，到了我们这岁数，不在乎谁传染谁，只要让我们在一起。在护士的万般劝说下，王民不情愿地接受安排。二老病房相连，头挨着头，隔着一堵墙。
李艳的第一个班，看着两人互相搀扶着走进病区。第二个班，林梅已抢救无效死亡，殡仪馆正待发车，等待医院出示死亡证明。李艳不想让王民知道，试图联系两人的儿子，但对方远在深圳，无法赶来，这个证明，只能由王民签字。
李艳的心悬在了嗓子眼。王民被这个消息击中，坐在病床上开始哭，一开始哭得喘不上气，后来面无表情地默默流泪。
王民说了一句她最害怕的话：我要跟老伴一起去，我不活了。
王民问了一个让她答不上来的问题：老伴生前留了什么话？
没有遗言。李艳不忍心开口，只能编了一个谎言：奶奶希望您好好的，把她没走完的路走完。
王民与林梅的事，像一块石头碎片嵌在李艳的心口。她记得那天每一个细节，她试图跳过家属签字的环节，试图让王民的儿子给父亲做做心理疏导，在王民流泪时，她试图摸摸王民、给他掖掖被子或者劝他不要难过，又觉得一切都是那么苍白，只能手足无措地站在一旁。她想到家中老人去世后另一半遭受的漫长痛苦，想到王民与林梅至死都没能再见一面，而她只能递出一纸死亡证明书。
那天后，她害怕走进王民的病房。王民后来转到另一病区，老伴的“遗言”让他终究愿意配合治疗。李艳一直想去看看他，又担心老人认出自己、勾起伤痛，始终未能成行。
“其实想想，他哪儿认得出我，大家都穿那么厚的隔离服，谁也看不见脸。”李艳自嘲：“是我不敢去见他。就总是给自己找借口，‘今天上班太忙了，下次吧’”
患者的苦难和伤痛，像影子一样投射在医护心中。
“病人死亡对医生的打击很大。医生也有感情，希望每个患者都能治好出院，但不可能完全实现。”贾明说，“有时救治的条件也有限。一来坏消息，医生无奈、生气、愤懑，有的也觉得抑郁。”
3月6日，北京同仁医院护士王洁听到了最不想听到的消息，11床患者没了。
这是她特别关注的一个老先生，病情不乐观，但坚强、配合度高。插管前后，王洁都照顾过老人，对方的病情也曾一度稳定，被考虑过撤管下机。前一天晚上，王洁还护理过他，半天以后，老人病情突然加重，抢救不治身亡。
患者死亡，对医护本是常事。但在北京，家属可以在床边陪伴患者走完最后一程，有时间准备寿衣、办理后事，慢慢地完成生命的告别。在这里，护士们只能默默处理完患者的遗体，看着装尸袋被带出隔离区——没有亲人的最后一眼，没有安慰和陪伴，只有直接火化。每当不幸发生，王洁会命令自己停止思考，下了班，她很少谈论工作的事，在驻地自行隔离时，王洁参加线上培训、学习心理学知识、准备考研，试图用忙碌塞满休息时间，阻止冰凉的情绪寻隙溢出来。
压力不光来源于医疗。
陈峰曾怀疑自己感染了新冠病毒。一次值班，他和一位重症患者发生了密切接触，对方憋气严重，没有戴口罩，他上前帮其拍背咳痰。陈峰的体质并不是很好，家中孩子曾得了成年人不易感的病，他也染上了。和患者密接之后，他出现了咳嗽、嗓子疼的症状，开始担心自己是否暴露。
“我本来是个很大条的人，平时回了酒店倒头就睡，那几天根本睡不着，一躺下就开始想各种细节。她咳嗽时我站在哪、口罩戴得对不对、万一真感染了在哪里治、要是肺水肿晚期怎么办……”一段时间后，一切正常，陈峰才逐渐摆脱恐惧。
陈峰并非个例。与他同一病区的一位护士，也曾因咽部不适怀疑自己感染，夜晚回到房中无法入眠，坐在床上痛哭。
3月16日，武汉，北京安定医院沙莎（右）为北京医疗队队员疏导情绪。摄影/新京报记者 陶冉
专业的心理援助力量
贾明认为，专业的心理援助力量是必要的。医生虽然在尽力调整患者的情绪，但临床工作繁忙紧凑，无法抽出太多时间。医护团体面临的特殊压力，也需要化解的渠道。
2月2日，西英俊作为首批被国家卫健委派往武汉的心理专家，着手开展心理危机干预工作。
“疫情带来的心理危机，不同于自然灾害、暴恐、事故等，往往持续更长时间，影响更加广泛，问题更加复杂，解决起来也更加的困难。”西英俊介绍。疫情冲击下，部分人成为心理危机干预的重点群体，如病亡者家属、新冠肺炎患者、一线医务人员、被隔离的疑似人员及老年人、儿童等弱势群体。
“在高压情境中开展紧急医疗护理，医务人员的心理状况复杂多变。突然面对大批需要救治的病人，他们拼尽全力去挽救生命，但随着一个个危重患者的去世，他们往往会产生强烈的沮丧、无力、茫然，甚至是内疚和自责感。在近距离救治的同时，他们面临被感染风险，也会感到害怕、担心和焦虑。”西英俊说。
被隔离人员虽然没有患病的焦虑，但由于生活和工作的节奏突然被打乱，容易感到孤独、空虚和烦躁，收入、还贷、工作、子女教育等现实问题，会加重焦虑不安；弱势群体如孩童，一开始会觉得每天在家不用上学挺好玩。但是隔离时间一长，可能因家庭环境的压抑和沉闷感到焦躁。如果父母因患病被隔离，年龄较小的孩童缺失安全感，可能出现情绪和睡眠问题。
抵达武汉后，西英俊作为核心专家组成员，进入发热门诊、定点医院、方舱医院、隔离点实地走访。一方面研判评估民众心理状态，另一方面整合心理专业人员资源，打造团队。
核心专家组中共有十多位成员，既有国家卫健委派出的专家，也有湖北本地专家。他们建立了组织框架，参与制定心理危机干预方案和信息上报机制。随着各地医疗队陆续进驻，300多名心理专业人员来到武汉，成为一支特殊的医疗力量。这些专业人员被派往各定点医院、方舱医院、隔离点，覆盖患者与密接者，提供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心理干预服务。
西英俊在洪山方舱医院察觉到老人的异常后，试图与他交流，对方回避了。他见老人床头放着书，便通过阅读这一主题开启了谈话。老人告诉他，得病之后，自己非常焦虑，两个老朋友因新冠而死，令他更加不安与悲伤，他觉得生存无望，又思念亲人，痛苦于死前不能相见。
与老人的谈话充满专业技巧：共情、理解、接纳、鼓励。最终，老人同意接受帮助。西英俊设法让老人与家人视频连线，解开老人的心结，并嘱咐方舱的医护人员注意老人每日情绪变化，在随后的随访中，老人情绪恢复正常，开始配合治疗。
心理医生还试图疏导医护们的压力。
2月，北京安定医院医生姜长青和沙莎来到武汉，成为北京医疗队的心理咨询师。每天下午三四点，是医疗队心理驿站“开课”的时间，最初，12家医院分队分批参与团体咨询，队员们彼此交流在工作中遇到的压力和问题。
“让每个人都说一说自己的所见所闻，有什么想法和情绪反应，自己是怎么应对的。有些经历并不是个体问题，而是共性问题，明白这一点，就能减轻焦虑。大家来自不同科室，有不同的知识储备，还有的经历过非典，彼此分享经验，可以缓解紧张。”姜长青说。
此外，他们尝试回应医护关心的话题。
3月中旬，北京世纪坛医院医生苑晓冬向姜长青发出消息：病区中有多位患者面对爱人感染后去世的情况，怎样的安慰方式是最好的？姜长青找来哀伤辅导与儿童心理支持的文章传给他。之后，姜长青与沙莎组织了数次主题讲座，讲述医患关系处理、创伤后应激障碍识别、帮助患者应对负面情绪的心理学知识。
首批被国家卫健委派往武汉的心理专家西英俊，在当地参加心理健康宣教节目录制。受访者供图
北京世纪坛医院医生丁新民在医患沟通群安抚仍然焦虑的出院患者。受访者供图
尚未走出的阴影
李欣出院已超过一个月。在家中，她仍和老伴隔离，除了睡觉，其他时间都戴着口罩。
李欣恢复得不错。不发烧、不咳嗽、不憋气。只是仍然不愿去想新冠——出院以后，她的恐惧退居一隅，但并未随疾病一同消失。每天早起后，李欣的第一件事是让门窗洞开、房间通风，把自己用过的物件全部消毒，她像染上强迫症一样洗手，但凡碰了什么东西，就要去厕所洗一遍，洗到双手皮肤发皱。
不做饭的时候，她睡觉、看电视，用娱乐节目和电视剧填满自己的时间。她不看新闻，害怕听到关于疫情的坏消息；在微信上点开关于新冠的文章，看到一半就会关上，无法读完；认识的人里有的因新冠过世，她不敢提、不敢想。
她出现了失眠的问题，晚上会惊醒多次。该复查了，她一直拖着，担心出了门被再次感染。
痊愈出院，不意味着心伤愈合，感染者仍常与焦虑为伍。
丁新民组建的医患微信群中，出院患者逐渐超过了在院患者，求助并未减少。何岚早已出院，接受了两次核酸检测复查，昨天接到通知，核酸采样不准，要重新做。
“我的心脏受不了惊吓了，本来准备25日回家了，怕返阳，只有找你问一问。”她向丁新民求助。丁新民安慰她，这种情况很正常，与阳性是两回事，安心复查即可。
“现在面临的问题是，随着疫情转好，人们要回归正常生活，但疾病的影响仍在继续，心理创伤的后遗效应会持续一段时间，一部分人可能会出现过度警觉、夜不能寐、工作效能下降等问题。”西英俊表示，心理危机干预工作，是在生活和医疗物资得到保障的前提下来进行，后续则要根据疫情形势的变化分阶段逐步开展。依据民众心理变化的规律和心理健康的需求，在其他救援工作结束以后，依然要持续较长时间。
“接下来需要从几个方面着手去做。首先加强普适性的全民心理健康宣传教育，让大家了解并且接受自己在将来的一段时间内仍然会存在一些轻微的应激反应，比如紧张、焦虑、担心等，并且学习掌握一些简单可行的情绪自我调节的小方法。其次，继续设置电话专线，提供深入交流和寻求帮助的渠道；第三，精神卫生机构可以设立专病门诊，专为受这次疫情影响而出现较严重精神心理问题的人员提供精神医学方面的干预和治疗。尤其是要关注到病亡者家属这个群体。当然提供给受创人员优良的心理健康服务，必须要有过硬的专业队伍。因此，对于心理健康服务人员的选择、培训和督导工作也是必不可少的。”
西英俊介绍，随着疫情逐步控制，各地发往武汉支援的医疗队陆续离开，仍有部分心理专业人员留了下来。他们的工作重点将转向社区，为更多普通人提供心灵支撑。
（文中患者以及陈峰均为化名）
新京报记者 戴轩 摄影记者 陶冉
编辑 张畅 校对 翟永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