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东方
很多年前到丹东，坐游船走鸭绿江中线的我方一侧，到了被炸毁的断桥附近，还在不太远的距离上遥望了对岸。那时候鸭绿江这一岸的高楼大厦和对岸的平房建筑之间的对比就已经很鲜明。也许是基于这种鲜明带来的自豪感，船上有人将火腿肠之类的食物裹了塑料袋向对岸扔，被人家穿制服带枪的人高声制止。江还是那条江，江上的风依旧，一定也与当年大桥被炸毁的时候类似吧。
那次到丹东，也曾去抗美援朝纪念馆瞻仰过。从灯光镶嵌的幽暗中走出来的时候，感慨万千：烈士墙满壁的照片，都是年轻的面孔。大多数牺牲者都在青春年华的20岁左右。而能留下照片的只是众多牺牲者中的一小部分。
只有在上了一定年纪以后，为人父母之后，才会慢慢体会到每一个这个年纪的牺牲者背后都有着家人怎样的深深痛苦与悲凉。而唯一的安慰来自这样的事实：个人的、家庭的哀痛之上，覆盖的是民族大义的旗帜。他们是为民族为国家献出了生命的人，永远应该被后代记住的人。记住的方式有很多，阅读历史、凭吊旧址等等都是，《狙击手》这样的电影所做的也是。
狙击手题材电影是中外电影中一个持久题材，在貌似平静中敌我双方互相以命相搏，一个瞬间定生死，互相角斗的既是技术，也是运气，更是勇气。在飞机大炮的热战时代里，狙击战场上这种类似放冷箭一样的战斗方式是很有单挑格斗的意味的，它近于古老的角斗对阵，唯一的不同是互相不能见面，一旦见面就意味着一方中弹倒下的结束。这其中的残酷和画面上的强烈冲击力，造就了以之为题材的电影的长盛不衰。
志愿军的一个狙击班，装备落后，后勤物资有限，而敌人训练有素的狙击小组则事先有准备，有计划，设计好了诱饵和圈套……在开始吃亏之后的攻心与枪法、速度和耐力的比试中，双方互有胜负，最终班长以大无畏的精神挺身而出，同意敌人以他自己换取负伤的侦察员的条件。一步步走向敌人，最后与敌人同归于尽。他在将炸药包绑在身上的时候就很明确地知道，自己是在去赴死。但是他没有任何犹豫和彷徨，没有任何退而求其次的折中与稳妥考量，他的遗言就只是嘱咐班里仅存的战士，在接下来的战斗中需要注意的事项，非常具体的怎么打、怎么防御的措施。
战争是政治的极端形式，是捍卫民族国家的最高形式，虽然双方的战士之间未必直接有仇，但是为了各自的国家民族互相攻伐杀戮本身就已经是最直接的生命威胁之下的生死搏斗。
就每一位具体的战士来说，人生真正走到你死我活的这一步，任何退缩都将只能是自取其辱，只有大无畏的顽强才能赢得包括对手在内的他人与社会的尊重，才能不失人之为人、战士之为战士的无上荣光。
《狙击手》相对较为真实地将那场物质极度匮乏之下的战斗用纪实风格表现了出来，甚至连一个班大多数人都是四川人，都讲四川话的事实也直接做了尊重，而不是像同期某些抗美援朝电影一样由着演员飙京腔，而不是习惯性地在电影里做现代感十足的酷酷的姿态。
电影如果止于此，是基本符合战争本身的真实的。但是就观众的观影习惯来说，结局不能如此仓促，故事也不能不彻底。后续的敌人动用坦克大炮又撤走坦克大炮，偏偏又留下了一辆，结果坦克里面的两个狙击手都被五班最后一个战士击毙的情节，很大程度上的确能够满足观众的这种习惯性的叙事期待。至于最后全体战士面对五班最后一个人完成任务归来的时候集体宣誓，则在很大程度上属于舞台化效果的强化场面。它使电影从强烈的纪实风格中脱离开来，进入到一种展示意义上的高潮中……
记住先烈，重现他们牺牲的瞬间，定格他们大无畏的细节，振奋民族精神，培养后人的勇敢气质，并且注意节奏感，最大限度地节制着情感宣泄，《狙击手》这样的电影，基本做到了。它还有一种也许创作者自己也不期然的作用，就是将同一档期上演的某些武打导演主持的使用武打演员耍酷的同题材电影，给比得露出了神剧式的破绽。它在不经意中揭露了一个事实：任何只以商业电影好看的原则、票房的原则、挣钱的原则，对严肃的民族抗争、保家卫国的深重历史进行所谓表现的创作，其实都是可疑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