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光网专访《刺客聂隐娘》导演侯孝贤
时光网特稿 “什么是侠客精神？”有人问侯孝贤，“要做对的事，而且对的事一直做”，他想也没想，回答得干脆。在他的编剧朱天文、摄影李屏宾乃至演员舒淇、周韵的眼里，侯孝贤这句话说的，根本就是他自己。舒淇回忆，“在坎城（戛纳）走红毯，他一走出去风范就在，我们都像他的保镖，他是与生俱来的侠客、侠士，而且是侠士的首领。”
从小熟读武侠小说，对于侯孝贤来说，这最初的“浑然不觉“后来看起来更像是一颗种子，自然而然长成了《刺客聂隐娘》的样子，这部电影讲了一个刺客不能杀人的故事，这是一个人自我了解和清醒的过程，像侯孝贤自己的镜像影喻。从《风柜来的人》、《童年往事》、《南国再见，南国》...到如今背对观众在形式上走得更远的《刺客聂隐娘》，拍电影这件事，对于侯孝贤来说，何尝不是越来越了解自己的过程。
侯孝贤的作家朋友唐诺说，我认识他很多年，他从不是个胆怯，在意自身，对安全有足够要求的人。 这随着年龄愈发有水落石出的味道。拍电影是侯孝贤这一生主要做着的那件事，甚至就是唯一会做的事。
斜跨背包，侯孝贤大跨步走进影院的采访区，他戴着白色棒球帽，穿着永远的黑白灰外套和T恤衫牛仔裤白球鞋，神情严肃，面部的两道法令纹像雕刻一般，让他周身散发着一种“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的风范。
一张口，带着台湾口音的普通话，表情也随之启动，“过瘾”、“痛快”、“根本不鸟他们”...这些关键词连缀起来的侯孝贤态度，也有着一份充满狠劲的“少年狂”。他说起帮派岁月，对唐朝的迷恋，对当代社会现状的苦恼，以及在越来越市场化的环境中，背对观众面对电影的坚持。侯孝贤的身上，确有如他本人所言的一种俗世又生猛的“悍”。
8月末，侯孝贤再次来到北京，为了他的新片《刺客聂隐娘》的上映宣传，跟他电影中的缓慢静美大相径庭，侯孝贤在北京的整个行程，就像被按了快进键，也只有在谈起往事的时候，他能令匆促的时光凝固得久一些。他参加影片发布会，与张大春梁文道对谈，接受一家又一家或长或短的媒体采访，反反复复回答着相似的问题。他耐心，也好脾气，尽管“有的问题都问到乌鸡国去了”，也难怪连编剧谢海盟也看不下去，“侯导的外务实在是太多了。”
早在2012年的时候，北京就曾举办过一次侯孝贤电影展，他当时来到现场才知道，原来自己在大陆的影迷数量惊人。在依靠盗版碟成长起来的迷影一代眼里，侯孝贤是台湾乡土电影的代言人，他总是随手拿起一件旧衣服，抖了抖，落下了时间的灰尘，留下的背影里，尽是荒凉的底色。对于很多人来说，他的电影是典型的——赢在余味。新片《刺客聂隐娘》是这么多年以来，侯孝贤的电影在中国大陆的首次公映。
谢绝戏剧性，执着于留白，当这种风格要面向大众市场，连编剧朱天文也为此忧心，“这种创作方式需要观众有极大的善意和耐心”，侯孝贤当然不会不知道。在面对媒体的采访中，他不断重复着自己摒弃商业性之后所看到的方向和能量。他兴奋于自己的位置，但他也知道，“找到自己的意思，就是越来越难，但是不难，拍电影就不会那么有意思。”
对于聂隐娘这个人物，侯孝贤的心态也是如此，“这个人最有趣的一点就是她的价值观的瓦解和再建，她不忠于任何团体，只随己意而行‘道’”，像是在说他自己。
今年68岁的侯孝贤，生命力旺盛，他还会跟媒体“炫耀”，自己每天跑步爬山，还有马甲线。朱天文说他至今为止，还会因为看不惯别人被欺负而在街头跟人扭打，活脱脱当年那个凤山城隍庙的小混混。但现在的他，却又变得总忘事儿，话说着说着就跑题，兀自进入往事回忆里，回过神来，“哎呀，你刚才问的啥？”“那个香港拍武侠片的人叫个啥？”“徐克吗？”“哦对对对，我跟你说他小时代看武侠小说的事…”兴致勃勃的侯孝贤生动，有趣，像个顽童。
唐诺说，这是一个忍不住年轻的灵魂，和一个缓缓走入老年的身体。
时光网与侯孝贤的专访被安排在首映之前的短短半小时内，我们在影院旁的一间餐厅角落里落座，四周是顾客在用餐，环境嘈杂，工作人员慌忙催促，对话在不断被干扰和打断中磕磕绊绊前行。
室外是已经铺就的红毯，陆续到来的电影圈嘉宾，很快，侯孝贤的《刺客聂隐娘》即将接受最赤裸裸的商业检验，他却笃定，“我拍戏30年了，什么事都见过。”“看不懂？“纯感受就行了”。“商业性？”“没那么简单的，玩久了就只有招数了，不会一直积累，作品也不会越来越有能量。”
朱天文常说，在漫长的创作生涯里，侯孝贤常常会跌倒，一刻儿又爬起，随时又兴高采烈地上路了。”朱天文把这归结为“牡羊（白羊）座特性”。
侯孝贤也很喜欢跟人聊星座，喜欢研究星座并凭此来给角色定性和选择相应的演员。好奇问他，觉得自己身上有哪些鲜明的牡羊（白羊）座特点，侯孝贤认真起来，“你知道吗？我们这个星座的人都是小孩儿，长不大的小孩儿。跌倒了，撞了包，又忘了，又去撞，每次都是这样，没办法汲取教训和下次不胡扯，没办法，真的没办法。”
▌武侠：有迹可循
在侯孝贤的合作伙伴眼里，他本人就是一位当代侠客
朱天文还记得，从他认识侯孝贤的时候起，他就总是在谈武侠小说。遥远的“凤山”童年往事和混帮派的经历，混杂着穿梭于台北捷运，总是为人出头抱不平的“事故”，在朱天文眼里，侯孝贤是个“当代侠客”。
侯孝贤兴致勃勃地讲起他小时候对于少林、武当、江湖这些雄性词眼的迷恋，这些东西在他的脑中心中太久，“变成像是我欠的，必须偿还，于是我只有把它们拍出来。”
2011年，侯孝贤和朱天文与老友白睿文聊及武侠小说话题的时候，侯孝贤忍不住透露，自己正在筹备武侠电影《聂隐娘》，为此他查遍史料，甚至读了一年《资治通鉴》。从拍小城镇的少年，到进入城市，再走得更远到《海上花》的清朝和聂隐娘的唐韵。多年来，在写实和对人生命关注的积累之上，让他觉得——好像可以走得更远一些。
舒淇也记得，早在十年前侯孝贤就推介她去拍了一部电视剧《风尘三侠之红拂女》，还帮她做了研究并把红拂女的故事都准备好，让她读了很多唐朝野史资料。当侯孝贤2009年找舒淇演《刺客聂隐娘》的时候，她才晓得，“这一切都是侯导的‘心机’，为了潜移默化让角色早早进入她的脑子里。”
即便在各个环节都做了考证下了功夫，副导演姚宏易仍记得，在片场最常听侯导说的话就是，“可不可以有个时光机，载我去唐朝看一下。”
最初，侯孝贤信誓旦旦要把《刺客聂隐娘》拍成一部商业片，与他合作了30年的工作伙伴们都笑，并以一副“我们听听就好”的神情来回应他。他们都知道，那些侯孝贤最好看的影片，他都是用说的，影片拍摄永远成为一次七折八扣的执行过程。
即使拍武侠片，侯孝贤也坚持着他的创作风格“写实”
果不其然，侯孝贤拍武侠片，讲究地心引力，注重环境写实和中国历史文化中的细节和仪式感，他要放弃和观众的类型约定，召回基本物理法则，给自己限制，因为“这样才像是真的。”
侯孝贤自己也承认，虽然看起来《刺客聂隐娘》是一部武侠片，但只不过是使用了武术这方面的能力而已，根本上还是跟他以前的电影一样——对家庭，社会关系和人的成长背景的关照。
编剧谢海盟回忆，侯孝贤在台湾经常帮助弱势群体进行维权，他会关心麻风病人拆迁、台湾外籍新娘、动物被虐待，甚至还曾因为政见不合，跟出租车司机大打出手。而这也正是侯孝贤眼里《刺客聂隐娘》呼应的现实性。“台湾经过剧烈的改变，今天的主流全都是关于权利和利益，这就是我为什么一直有兴趣刻画边缘人的角色。这也是我为什么会想改编《聂隐娘》的根本原因。小说中蕴含道家思想，每当主角试图逃脱传统习惯规定也就关涉侠义。”
“但是我们又逃不掉”，侯孝贤继续说，“《刺客聂隐娘》里的人物，他们在宫廷里，等于是在一个体制里，和我们很像，我们现在好像是自由，但是有很多价值的压力。我们跟聂隐娘一样，回到俗世，但俗世逼得她不得不翻盘。”
▌孤独：命运使然
关于《刺客聂隐娘》的争议，热闹得与影片清寡的气质有些格格不入，有人奉之大师之作，也有普通观众昏昏欲睡，怒斥其“什么鬼”，甚至阵营划分明确，装文艺与不识货大打出手喋喋不休。
就连侯孝贤自己也会开玩笑说，“录影带时期人们去租电影，店家指着我那一排，这些都是很好睡的哦。如果以后要开发电影衍生产品，我的电影就只能送充气颈枕，我还可以在上面签名的。”
走出电影创作之外，侯孝贤要在各种公开场合解答有关《刺客聂隐娘》留白的种种疑问，有时候他也欲言又止，“唐朝历史真的要说很久，你们就去看吧，感受就好了”。在影片首映日的发布会上，有媒体问及票房，工作人员担心导演难堪百般阻挠，侯孝贤却主动制止，“你们拦她干嘛，让她说完，我又不是第一次拍电影，你们老问我这些干嘛？我都拍了30年了，什么事没经历过！”回顾起这段小插曲，侯孝贤依然流露出耿直的神情对记者说，“我是很悍的”。
从早期拍摄商业言情片，到找到自己的风格，侯孝贤真正成为了侯孝贤
1980年代初，侯孝贤还未成为侯孝贤，那时的他是位商业片好手，他拍的《就是溜溜的她》《风儿踢踏踩》都是卖座的言情片，他也是电影编剧，“随便写一写，票房就很好。”当侯孝贤开始想要成为侯孝贤，“我慢慢对这些形式没兴趣了，从小看书看电影的底子就出来了。”
那之后，侯孝贤选择了背对观众，面对电影。与此同时，他也相当于放弃了电影工业的支持，甚至在《童年往事》的时候，侯孝贤受到了台湾电影市场的攻击和抵制，他被冠上“不顾市场，只顾看自己的肚脐眼，把电影玩儿完了”的罪名。而他也从此走上了一条一个人没有同类的创作道路，“因为你已经在这个地方看到你的位置，看到你的方向，看到了能量，这个才是厉害的。”
侯孝贤与他的“命运”
朱天文眼里的侯孝贤，不卖惨不愤世，永远兴致勃勃做着自己喜欢做的事情。侯孝贤自己也并不讳言，在拍了这么多艺术片之后，还能获得投资，是因为在国际舞台上的“配额和信用”，在钱这个问题上，侯孝贤也有他一以贯之的“悍”。7年没拍片，《刺客聂隐娘》启动前，舒淇主动要掏3000万给他，侯孝贤白她一眼，“别傻了，当然有人投钱啊，我是谁啊！”
“你要累计出你的能量，你有市场，或者你有艺术性，一定有人投资的。我这个人一辈子不会变的，因为我拍电影，我可以更了解自己。而且我也不在乎钱，我老婆整天骂我，什么都替别人想，对钱更是左手来，右手又给了，弄到最后家里都没钱。”
侯孝贤也屡屡在公开场合吐槽自己“被影展害惨”，“不然我现在一定很有钱”，但话锋一转，他又一脸严肃，“这也就能说明——这就是我的命运。”
▌积累更多就可以走得更远
“我还会再拍唐朝”
拍唐朝，是侯孝贤的“积累更多”，也是他的“走得更远”
时光网：以前你的电影经常是拍小城镇里的少年，后来开始拍城市里的故事。从《海上花》开始到这次《刺客聂隐娘》又回到更远的古代去，这种变化是源于什么？
侯孝贤：拍电影对我来讲就是写实。写实拍现在最容易，很多导演会把戏剧性摆得太多，可是我不是。你看我不管是拍以前的经验、回忆，童年，我一直在写实的范围里面，所以拍来拍去这种积累，你就可以拍更远一点的年代，因为你有能力去考据。
我是很年轻的时候就看的《唐人小说》，拍《刺客聂隐娘》之前的一年或者两年，它重新出版变成三册，叫《唐人小说选注》，里面有了所有细节的注释，它的里面讲到“青鸾”，“青鸾”不是讲鸟，它其实是变成一个静止的代名词，这个都是看注释才知道的，能看到很多细节，以前我都是翻《辞海》看，现在就越来越清楚。我感觉这个机会应该可以做一下，而且我看这些都看了那么久，变得像是我欠的，没拍也太可惜了。所以就趁着台北电影节、金马奖做完，八年之间，就赶快拍。我很早就准备这个，金马奖还在任内，就已经开始在找资料了。
时光网：我看《刺客聂隐娘》里呈现的更多是唐代的生活细节，比起故事的营造，你是不是更在意中国古代区别于现代生活的这种久违的仪式感？
专注唐朝的生活细节与仪式感
侯孝贤：我感觉如果你讲故事，不去深入背景，你的凭据是什么？我看过一篇唐传奇，才知道里面蚕农的蚕死掉了，这个是违法的，政府会来查为什么会死掉？所以养的蚕丝，政府要收购的。你就会知道唐朝的丝织品非常多。我拍《海上花》的时候就感觉到了丝织品的魅力，油灯之下，幽幽的光线，它的反射特别好看，唐朝的丝织品那么发达，这部分的研究一定逃不掉，所以我们就去印度买。
还有唐朝的建筑形式，红柱白墙，榻并不是床，怎么去架构？有大榻，有小榻，这些你都可以调度的，蛮有意思。我这几天跟梁文道聊起来，他对唐朝很熟。他说你为什么不拍一个人物在挪动的状态，一个大厅，里面可能有三四个榻，他们有时候想改变一个状态，奴仆都会过来的，拆屏的拆屏，拿那个榻上的东西的，整个在搬动，那个多好看啊。我说你不早讲，早知道我在拍之前就跟你讨论讨论。我就喜欢这种，这是第一回拍唐朝，因为熟悉度不够，有些不到位的，或者没有能够挥洒自如的，所以我以后还会再拍唐朝。
▌留白的剪辑就像写诗
“紧张刺激，韵味未必有”
不要戏剧性要留白，这是侯孝贤的剪辑逻辑
时光网：这次拍摄了44万尺底片，你谈到素材取舍的时候说感觉不对的都剪掉，但这种感觉应该是有一个潜移默化的标准？
侯孝贤：电影除了画面之外还有一个气，也就是这个戏的状态，它的能量的延续。剪辑其实不是为了让大家看懂，它是一种氛围，你要掌握这个氛围。紧张是为什么？剪到这里然后为什么接在这里？而不是那种为了简单的叙事，或者为了让大家看得懂剪接，这就像写文章一样，或者说更接近写诗。
时光网：朱天文老师援引影评人的话说，你的这种剪辑方式，因为回避了很多戏剧性，也留白太多，可能需要观者具有极大的善意或者耐心。你怎么看这个说法？
侯孝贤觉得电影有时候去感受就好
侯孝贤：我感觉有时候，你直观就好了，直接看，很多电影都是这样的。有时候你看有些电影，你一直被带着，看过来，看过去，很紧张，但是内容之间的那种韵味不见得有。这次我是不一样的，其实你只要不期待什么，没有抱着一种预设的心理，你去自然，松弛地看，你会发现很好看。
宣传电影总得有一个角度，你没有办法说得很清楚。你说武侠片，大家就会想是不是打得很多，结果不是，这样的话，可能就有一个预期的落差。
其实我们在宣传《刺客聂隐娘》这个片子时是非常不容易的，随便用个名词不见得正确。反而用一个比较模糊，但是又有想象空间的会比较好，让你有一种向往，你感觉这是一个很特别的电影。是什么呢？不是很清楚，关于唐朝的，去看一看吧。
而且媒体也有媒体的不同，你看访问就知道了，有的问题都问到乌鸡国去了。我也知道他们在问什么，我就照着回答。但是一般人接受还是很难，所以最好就是多看，看第二次吧。
▌《刺客聂隐娘》的现实性“人的情感更孤寂更不自由”
《刺客聂隐娘》这个唐朝故事却在映照现实
时光网：《刺客聂隐娘》是发生在唐朝的故事。在你看来，这个故事在现实社会当中有对照吗？它有现实性吗？
侯孝贤：现实性就是每个人心里都一堆事，人跟人的关系也是这样，现在比那个时候还猛。你以为情感这么容易？并没有。而且个体的孤寂比那时候还孤寂。台湾这些年经过剧变，今天的主流都是关于权利和利益，这就是我为什么一直有兴趣刻画边缘人的角色，这也是我为什么会想改编《聂隐娘》的根本原因。
时光网：聂隐娘这个人物身上最吸引你的特点是什么？
侯孝贤：最有趣的就是她的价值观的瓦解和再建，她不忠于任何团体，只随己意而行“道”。她回到俗世，但俗世逼得她不得不翻盘。这个就是现实，逃不掉的。他们在宫廷里面，等于是在一个体制里面，和我们很像，我们现在好像是自由，但是有很多价值的压力。价值观是什么？你高我低，你富有，我贫穷，种种这些都是你存在的压力，尤其像年轻人。不然台湾为什么老出事，有的人在电车上乱杀人干嘛的。
时光网：听说你本人在台湾也经常会因为看不惯各种社会问题与人争吵打架，你相当于把自己对政治环境或者社会现状的无奈放到了电影里？
侯孝贤觉得电影的戏剧性还比不上现代，现实社会更恐怖
侯孝贤：这些东西，每个家庭都有，不管是情感或者是生活的、工作的压力或者是要养家糊口的压力都有。基本上，我拍的电影里的人物状态，其实是他们的戏剧性。但是这个戏剧性还比不上现代。现代更暴烈，只是你平常不感觉，你会突然哪一天就发现某个朋友发生了什么事。我以前在日本拍《咖啡时光》的时候有个制片，他跟妻子和两个小孩搬到一个新社区居住，不知道为什么被这个社区不容，人家不骂他，而是当他透明的，他太太受不了带着小孩跳楼了，他继续上班，一句话不说，没让公司任何人知道，因为他知道只要有这个事情出现，他在公司里又会被议论又不好混了。所以你就知道这个社会人跟人之间的关系，有一种很奇怪的伸延，对我来讲是非常可怕的。
▌男孩向往雄性魅力
“武侠世界在生活中，现在就是江湖”
侯孝贤与编剧朱天文
时光网：其实我们看华语片的大导演，包括你、胡金铨、张彻、王家卫、李安其实都有拍过武侠片。为什么大导演都会有一个武侠梦？
侯孝贤：武侠小说从以前就有，我在小学的时候就看了一堆了。金庸还是比较晚的，是我高中的时候才看的。各种派别，少林、武当、这其实是一个虚拟的江湖，也是男孩对雄性魅力的一个向往。
时光网：结果你拍了一个女侠的故事，好像这些年你对女性角色会更感兴趣？
侯孝贤：女侠也有很多。这些年我确实觉得，女性不但复杂而且宽广，她们的烈不但烈，而且有侠情。而且最主要的是，在人成长过程里，人跟人之间的冲突是难免的。我们从少年时代开始，看武侠小说的时候就恨不得化身成里面的人。以前邵氏的时候就拍了一堆，但那时的技术比不上现在，现在都可以拆剪重新组合的。你看那个谁，香港那个拍很多武侠片的那个？
时光网：徐克？
侯孝贤：对对对，他跟我说过，他从越南过来的嘛，当年全家就被一个大蚊帐罩着，睡在一个榻榻米里面，那就是他看武侠小说的地方。他爸爸一起身，“ 啪”赶紧合上，他正看到最精彩的地方，但又怕他爸会骂，男孩子就是会迷这个，有时候被人家欺负，恨不得一掌把人家打飞了，恨不得我哥哥是一个武功很高的侠客，帮我报仇。
侯孝贤从小就看武侠小说，想象武侠世界
在大陆的传统里面，其实武术一直有的。我感觉这是每个男孩的梦想。欧洲哪有这些啊？《三剑客》虽然也是动刀动枪，但是好像跟生活没什么紧密关系，他们那个时代有城堡、骑士，就像现在有士兵一样。但是我们的武侠世界是在我们的生活中，现在就是一个江湖。
时光网：你当时说拍《刺客聂隐娘》是要重新界定武侠。但是听你现在的意思似乎武侠是无法界定的？
侯孝贤：对，无法界定。你看《唐传奇》里面，有哪个是武侠呢？他们那个都已经夸张过头了，聂隐娘竟然可以飞到空中去杀鹰。你想想看，那可能吗？因为人体力学的关系，应该是不能脱离地心引力的。当然你可以借力，像法国的跑酷，我看得心服口服，因为它有一个着力点，它不是用威亚把你拉上去。拍的真实就是你要有一个地心引力的支点。我其实拍的蛮多的，但是不好的我都剪了，也不管它的连接，连接对我来讲根本不是问题，因为剪接的方式非常多，它是一个氛围。
▌背对观众，创作才开始
“商业性让你只有招数，作品不会更具能量”
侯孝贤选择背对观众面对电影
时光网：关于你的创作理念，你之前也提到很多次“背对观众去创作”。这其实跟电影工业本身的商业游戏规则是违背的。很多年轻导演不敢去这么做。你对他们有什么建议吗？
侯孝贤：背对观众，创作才开始，这个其实是要你集中全部精神，不管别的，先把这个做好。不要做到一半就开始想，这里观众会不喜欢？这里观众了解吗？这里观众把控得了吗？那你怎么弄呢？那跟创作有什么关系？干脆用一个电脑，把所有的条件输入，然后全部出来不就结了？
既然要创作，就要有你个人独特的见解，你就先丢开观众思考，先面对自己，一直弄，弄到自己感觉很过瘾为止。然后让它冷却一阵子，你再回头来看，它是不是有一种可能性是观众看得懂的，或者有一种可能性是观众看不懂，但是我自己看得很过瘾的。
就像写小说，很多人写完重新看的时候，又开始调整。这种调整是纯粹的，因为小说不必负担票房，影像是需要的。所以你最好有一个过程。你最后的决定是你最爱的就OK了。如果你想要观众，那你就打定主意，我就是要做给观众看。
时光网：就按照商业类型片的路数来走。
侯孝贤：对，那你就彻底点。拍商业片，像好莱坞那些片那么厉害，这个不容易的，比我们这种面对自己做的还要难。不是你随便讲个笑话，人家笑一笑，那谁不会啊？不能这样玩的，你这样玩久了，你就只有招数，之后就没有东西了，而且你不会一直往下积累，自己的作品不会越来越有能量。
《刺客聂隐娘》在今年戛纳电影节上助侯孝贤拿下最佳导演大奖
时光网：《刺客聂隐娘》它是讲孤独的故事，对你自己来说，是不是也会觉得现在拍电影这件事情，或按你这种方式来拍电影变得很孤独？
侯孝贤：没有，到处都有人会喜欢我的电影的。之前我在坎城《刺客聂隐娘》没有获得最佳影片，《解放报》的那群年轻人说得多凶悍啊，就像要把评委会给炸了。他们怎么看得懂？他们纯粹感觉到整个氛围，和里面人的真实，他们并不在乎剧情的。你说他们看不懂？他们反而看得很清楚，因为他们感受到情感的关系就够了。他们都好年轻，都差不多三十几岁。
时光网：我之所以会问这个问题，是因为前段时间，蔡明亮导演说，台湾新电影时期的精神已经没有了，就连你都说没有人像你这样拍电影了，他说感觉到特别孤独。
侯孝贤：是啊。现在屈服于投资者，因为他们掌控越来越大。以前的片商，你让他们看剧本，他们没有能力，你把这个片讲给他们听，他们听了之后，好，就投了。投了之后，拍的过程，他们也没有办法了解。拍完以后要剪接，他们哪会看啊。最后成品给他们看，傻了，已经来不及了。现在不是，现在是从头盯到尾，更难了。
▌侯孝贤之所以为侯孝贤
“找到自己的意思就是越来越难”
侯孝贤沉浸于“找到自己”的创作乐趣，但他也明白，找到自己的意思就是越来越难
时光网：其实你早年拍过很多卖座的商业电影，什么时候因为什么，你开始意识到要找自己的风格？
侯孝贤：有一次我去澎湖探班，他们在澎湖的荒野搭了个很简单的景，一点都不花钱的那样去拍。我在那边随便乱逛，跳上一辆公车，经过一个地方叫风柜东站，我感觉很有意思，我就下车，看到卖简单糖果的小摊，小桌球室，几个少年在玩。我就在想风柜是什么？后来研究出，因为它有洞，海水涌进来的时候，尤其是涨潮的时候，可能是那个洞的关系，它会喷，喷了就会有一种声音，蛮有意思，我很喜欢那个地方，辽阔，非常美，多孤寂啊，我就想拍那种少年，后来就找了钮承泽他们拍了《风柜来的人》。我现在就不会这样，我会找那边真正的少年，不然就是有同样背景的少年在那边，就不是都市人，他们会有一种奇特的味道。
时光网：但我们当年看《风柜来的人》的时候，觉得那几个少年都是很真实的。
侯孝贤：你除非在那边住一段时间，其实住段时间也是不够的，因为跟你在那里长大完全不一样。你站在或者蹲在那边的神情都不一样。那里的少年他们什么都没有，每天的生活简单到一定的地步，他们在那边玩撞球，而且欠的钱也不还，反正周围大家都认识，会跟他们家里要......我感觉我的这种变化，其实就是从这些生活感受里慢慢一直做，一直过来的，然后也是越来越难。你说找到自己，找到自己的意思就是越来越难，因为眼界越来越高了，但是不难，拍电影就不会那么有意思。
时光网：你找到自己风格的同时，也相当于失去了原先的电影工业的支持，我记得当时台湾甚至还掀起过一阵反对你的风潮，你当时面对那些是什么样的心态？
侯孝贤：理都不理，鸟都不鸟。为什么呢？因为你已经在这个地方看到你的位置，看到你的方向，看到了能量，这个才是厉害的，才是真的。而且我个性又悍，没人敢惹我。他们爱怎么写，我都不会理。不会去跟他们计较这些，但是他们都知道我的个性。
时光网：找钱上，你也不止一次提到过变得越来越困难。
侯孝贤很“悍”，对于外界非议他“理都不理”，兀自走上没有同类的创作道路
侯孝贤：我拍电影很奇怪，我都能够帮投资人回收。困难是指年轻导演或者一般导演。我之前的积累给了我一些信用和配额。但是对年轻导演来说，如果你没有商业思考，没有变成卖座，你要再找钱是很难的。他们不会乱投的，你以为他们投钱是干吗？要赚钱。并不是因为他们没有眼界，而是社会没有，他们压力也很大，很大之下，就要讨好观众，看看观众能不能接受，有票房，他才能够继续存在。
但我不是，我可以分散。我在拍之前钱就找好了。有台湾的中影，有内地，欧洲、日本。香港和东南亚，他们会比较慢，因为我很久没拍了，但是片子出来以后，他们马上就买了。我找的这些资金，跟大陆的资金合起来已经足够了。而且我也可以再降低标准，你有种就找多少钱拍多少钱，用数字拍。如果你真的那么想创作，手机都可以。而且手机拍出来会把人吓死，更厉害。为什么？你在现实的自由度很大。那种真实，你以为可以制造吗？做梦。每次我想拍一个车上的场景，订一个公车，然后找临时演员，来的不是呆子，就是亲戚朋友，他们哪会老老实实坐车。但真正坐车的人他的状态不一样。上班时间，没人讲话，都是在看报最多。下班时间，或者下午以后，叽叽喳喳的，到处都很吵。
时光网：你对这些细节如数家珍，平时会去有意观察和积累这些生活素材？
侯孝贤：我绝不会开车，而且不会买车，我也不会去学开车。交通工具就是公车、转捷运。要是公司急着要我去哪里，他们怕来不及就会开车来接我。我通常都是乱晃，有时候会故意坐到底站，下去晃一晃再回来。每一站都想去看一看，去把它摸透了。
时光网：如果现在回头来看的话，用最好的时光来定义你的创作生涯，你觉得最好是哪段？
侯孝贤：其实每一段都很好的。因为最好不可能是那种轻而易举的，每次都是一样的。但是几乎每一次拍完，自己都感觉OK，而且感觉有意思，这个是最重要的。卖不卖座不管啦，可是有时候也不知道为什么，就卖得很好，那就更开心了，因为这个开心会延续，会扩散，因为大家有钱了，我就会发给工作人员，给我太太。我太太一拿到钱就开心，她整天骂我，什么都替别人想，对钱更是左手来，右手又给了，弄到最后家里都没钱。
时光网：我们刚刚说到台湾新电影。你觉得为什么在蔡明亮之后，新电影已经没有继承者了，包括像钮承泽魏德圣，他们好像也一直在面对商业和面对自己之间摇摆不定？
侯孝贤：他们也想，他们算是比较想的。但是这是一个风气，有它的一个道理。我们新电影时代是二战结束，所有的观念都开始变了。技术上也改变了，摄影机的镜头更好了，底片的方式已经比以前更进步，还有灯光、器材的改变。所以所有人都解放了，拍片人的自由度大了，而且拍起来又美，非常写实。而且再加上那个时期，前面有法国新浪潮，德国新电影，意大利新写实，好多影响。（被工作人员打断，红毯嘉宾已经在外等待）其实我感觉台湾电影还会有像当年新浪潮时期那样的下一波机会出现，不过等这个爆发时期还要等很久，因为还是有很多人在爱电影。这个话题要说很久，没时间了。（侯孝贤还来不及吃桌上的晚餐，便在工作人员的催促下快步去向红毯）
时光网：我再问最后一个问题，你之前说要拍女河神的故事。这是接下来的计划？
侯孝贤：（边走边说）可能吧，那个应该还没有很快。
时光网：可是你之前又说唐朝拍的还未尽兴，要拍三部，所以还拍吗？
侯孝贤：唐朝故事的准备期间就可以拍女河神，古装片都要很多时间酝酿的。
